“中国典籍外译谬误频出，学者提出”

确立传统思想文化核心术语翻译标准

社科报：2月4日2版

日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已遴选、译写中华思想文化术语81条，作为首批成果向社会发布。准确、传神的语言翻译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不准确的语言翻译会让中国传统文化遭曲解。当前，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外译面临哪些瓶颈？如何通过外国语言完整、准确传达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把握传统文化术语丰富内涵

商务印书馆编审关群德将近年来中国典籍外译出现的种种谬误称为“恐怖的翻译”：将“孔子”译成“孔修斯”、将“孟子”译成“孟修斯”、把“孙子”译成“桑卒”、将胡适的《尝试集》译成“岑参的唐诗”……这类错译举不胜举。

翻译首先要做到忠于原文。但有些译者并不能准确领悟这一理念。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吕世生表示，很多翻译往往只忠于字面意思，对概念的深层理解远远不够。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孟凡君分析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译者多以现代汉语的思维去把握原文的语义内涵，造成同一概念有诸多译法。

古汉语行文简洁、内涵丰富，往往“一言以蔽之”。比如“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0多处，每处意义不尽相同，这给译者带来了很大困难。

核心术语的准确翻译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外译工作的基础。2014年底，“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首批发布的81条术语包括了“道”、“仁”、“义”等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特征与思维方式的核心术语。

确立核心术语翻译标准有助于加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整理与翻译的科学性。“西方哲学界往往不熟悉中国的哲学概念，我们更需明确定义，让西方读者正确理解中文文本。最好的办法是以一词译一词，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工作很难。”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雷米·马修告诉记者，17世纪初传教士在研读中国典籍时就遇到这样的困难，他们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文献中词义的不明确似乎不妨碍中国文人的理解，但对于接受拉丁经院学术训练的传教士来说，确定字词的准确意思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准确翻译避免文化误读

语言差异背后是深刻的文化差异。全面、准确的翻译能避免异质文化间的误读甚至曲解。近年来，学术界对历史上“龙”的误译进行了纠正。

鸦片战争时期，一位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西方传教士马礼逊认为，中国龙与《圣经·启示录》中的“dragon”有相似之处，在编撰字典时就将中国的“龙”解释为“dragon”。“这在很长时期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因为在西方‘drag－on’是恶魔的化身，代表了邪恶的力量。”吕世生告诉记者。

这种误译源自译者未能把握来源语的文化根基。“有些译者无视或忽视中外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对许多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专门术语进行望文生义的对译。”孟凡君表示。以中国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天”的翻译为例，吕世生提出，汉语的“天”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天，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天，代表宇宙的主宰、超自然力。有学者将其翻译为heaven，但这个词在英文中只有第一层意思。翻译的不完整造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理解的不完整。

在雷米·马修看来，文化差异性带来的语言理解难度在文学领域尤为突出。“月亮是中国诗歌中的高频词，象征美好。但在西方诗歌里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法语诗歌中，月亮不过是时间周期循环的代表。”

吕世生表示，现在很多术语翻译是西方概念和中国概念的混合物，而非纯粹的中华文化概念。在跨文化交流的初期阶段，文化误读不可避免。但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概念的思想内涵将逐渐得到认识，如对“功夫”的翻译经历了从“muscleart”到“gongfu”的转变。

标准术语需保持一定开放性

对于如何跨越文化差异，向世界准确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李勇认为，确立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翻译标准，有利于大众更好地接受经典，避免因翻译不到位导致的误导；有利于改善同一术语有诸多译法的混乱状况。不过，孟凡君也提出，中国古文字有多义性，统一标准的同时，要兼顾术语翻译的多元性。

在吕世生看来，翻译实践需要有所依据，但标准术语的制定应随着人们对文化认识的加深而保持一定开放性，这是翻译不断完善需要经历的过程。对于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理解障碍，吕世生建议加强译文接受研究，不仅要考虑译者和原文的关系，更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性。

孟凡君认为，要完成中国传统文化外译，可以借鉴古代佛经译场的宝贵经验，用集体智慧克服跨时代、跨文化翻译中的困难，比如促成翻译专家与国学专家的协作、促成中方专家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