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成为学界热点之一。在对此类课题的系统研究中，必须面对并处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它们是如何发生的？经历了怎样的流变？文本接受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在此过程中又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以及如何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为海外读者深度接受？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关涉对它们进行总体的把握和理解。

显然，由于问题太多、太大、太杂，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奢望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讨论，并一劳永逸地“一揽子”解决它们；明智的做法只能是，拎出一些主要命题，并抓住这些主要命题里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总体 情况进行初步梳理，提炼出一些本质性特征，总结出一些客观规律，努力作出一些较为科学的结论。

目前，对以上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已经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绩。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把绝大部分精力和言说都放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的种种接受上，而很少去 反思海外的多元化接受到底给中国文学的写作、阅读、研究、历史化和经典化产生了何种影响。其实，这属于跨文化、跨语际交流中比较常见的“回返影响”的问 题。当年，中国古典诗歌被英美意象派鼻祖庞德接受，转化生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之后，又折返回来直接影响到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写作，乃至还影响到后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

那么，在这种中外文学交流史、接受史和影响史的启示下，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绕了一圈或数圈之后，是否也给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影响呢？如果有，那又是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的深广度又如何？答案是肯定的。从 能够看得见的外在影响来看，正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使得中国作家有信心远赴重洋去海外交流，身体力行地从事跨文化交流的“摆渡”工作，向海 外读者“宣讲”中国文学，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再度接受与深度接受。从潜移默化的内在影响来看，海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给中国文学造成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海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一种深度接受，它对国内学者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国内学者言必称“现代性”之类的“汉学心态”以及学界曾经十分风行的“重写文学史”就是这种影响的典型反映。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 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现代中国作家，宛如一块块“文学化石”，被重新发掘出来，给学界乃至读者带来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国内曾经盛行和正在流行的投机性的写作，也是这种影响造成的及时性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主义写作与“汉学心理”写作，就是看到了海 外喜欢怎样的中国文学经验，我们的文学就提供出相应的文学经验的时代写作症候。这种“影响的焦虑”，在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领域内表现得尤为突出，致 使中国作家不能客观地、历史地、真实地书写中国经验，从而造成了海外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经验的“误读”。在此，我并不是说中国作家不能在作品里书写中国社会 的缺陷，而是说要像鲁迅写阿Q那样用历史辩证法去写，不能为了迎合海外读者，尤其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放弃客观标准，故意放大、夸大中国社会的阴暗面。 这一点值得我们时时警惕和记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