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如先生访谈录

李晶《中华读书报》（2014年04月02日 19版）

访谈者按：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期间，系里的李岫老师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展一项“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点课题（该课题成果为《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秦林芳主编），我和几位同学也有幸参与其中。李老师约我撰写《传达中国文化的灵魂――中文英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一节。当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极少，撰写基本依靠对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他们大量翻译成书的作品的爬梳来完成。稿件写完后，李老师将它交给杨宪益先生的妹妹，北师大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杨敏如先生，请她和杨宪益先生审阅。稿件得到两位先生的首肯之后，李老师介绍我去拜访他们，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我也帮助杨宪益先生整理过一些资料，包括戴乃迭先生英文自传的整理与翻译。后来我决定在课题的基础上，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的翻译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并开始多方面搜集资料，也对杨先生及其亲友进行过一些访谈。这篇访谈录就是那一时期完成的。由于杨敏如先生所述以生活细节为主，当年不知是否适合公开发表。戴乃迭先生1999年去世，杨宪益先生尚未从伤痛中恢复，此访谈中提及他们丧子之痛，也不宜给他看到。故而这篇文稿存于资料堆中，一放就是十几年。

杨宪益先生于2009年冬天辞世，海内外同悼。此后学术界对他和戴乃迭先生的回忆与研究并不多。读者也大多只知他们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的翻译成就。现在回头看看，这篇访谈中提及的他们自抗战回国后大量的生活和工作细节，大都是当今研究者不尽了解的。比如，他们1940年在牛津毕业，不恋国外的良好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回国后安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苦，不出怨言；建国后面临工作中的重重压力，仍能泰然处之，在各种制约下完成卷帙浩繁的翻译工作；杨宪益先生自幼及长的史学基础和学术志向，后半生专事翻译的主要原因；戴乃迭先生在合作翻译时对译稿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贡献，等等。了解这些，有助于将两位翻译大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俗世情常。

当时的采访，我是准备了访谈提要的，只是后来感觉杨敏如先生的讲述灵活生动，从既是学者又是家里人的身份出发，谈及兄嫂，别有一番亲切感。所以整理文稿时，我把自己的问题基本略去，只保留了她的言词，行文也尽量贴近她的口吻，为的是存一份历史的风貌，力求真实。

前贤已远，后来者固不能及，知之总比不知为好。

乃迭跟着我哥哥到中国来的时候才21岁，比我小好几岁呢，很年轻。当时我们住在山上，一个叫流水湾的地方，在重庆郊区。我哥哥领着她，从香港坐飞机就找来了。他们先到了小龙坎，那儿有个豫丰纱厂，我们一个表哥是纱厂的厂长。他们从小龙坎找到流水湾，找到了我们。当时我们是跟着天津中国银行一起到那儿的。我叔叔在银行接替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40多岁，就推荐了他接替我父亲。中国银行几百人，浩浩荡荡到了重庆，后来又到了甘肃天水，在那儿建了个分行。我们留在重庆，没有跟着走。

跟中国银行的人在一起，就有人管我们了。可是我母亲很要强，一路上所有该交的钱她都交。她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也是一到重庆就急着找工作，要自立，要自己负担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我不要跟银行的人有来往。其实当时中国银行的人是很念旧的。当时的经理姓潘，我父亲做行长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小书记。他很照顾我们。那时候我们要进中国银行工作太容易了。可是我们不要。我和我哥哥、我妹妹都不要进银行。我们要靠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我哥哥到重庆的时候，我已经进南开了，在南开附中教书。当时南开附中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那儿的要求要严一些，每个月的薪水也比别的学校多10块钱。我当时教两个高二班、两个初二班，一个月是110块钱。可是我们租的房子当时一个月就要100块钱。

当时我们住的是罗家伦的房子，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其实我哥哥和我嫂子回来的时候是准备到西南联大去教书的，人家连聘书都给他们下好了。他们还在牛津的时候就跟联大说好了的。可是回来以后我母亲不同意了。六年没见了，六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刚回来就又要走，她受不了。罗家伦也一直在我母亲旁边出主意，让她动员我哥哥留下，留在他们中央大学教书。我母亲就想啊，那么多年不在身边了，兵荒马乱的，怎么让他们再离开？中大也是国家的学校，条件听说也很好，房东就是校长。在中大教书，天天都能见到他们，怎么不比到别处去好？不能走。

我母亲就哭啊，哭得我哥哥没办法了，说好吧，就留下吧。可是留下以后才发现，不是让他们在中大里边教书，是让他们去柏溪的分校。柏溪在乡下，他们一块儿去，不能天天回来。还没结婚呢，怎么住？我母亲很有主张，决定马上给他们完婚。乃迭的父母亲都不同意。本来她跟我哥哥订婚的时候，跟家里说好的，先在中国生活两年，看能不能习惯，再决定结婚。现在刚到中国没几天，就张罗着要结婚，她父母亲能不着急吗？她父亲就从成都到重庆来了。他们父女俩在那儿谈，她父亲说，怎么也得再过上半年吧？她就跟父亲解释，说明是要到柏溪去，不结婚两个人一起住不方便。

后来我就问她：“你想什么时候结婚？”

“As soon as possible.”（“越快越好。”——访谈者注）

我告诉她，在中国我们不兴这么说。我多想结婚，别人问起来，我也得说：“我还不想结婚呢。”她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明明自己要结婚，为什么还要说假话？我这位嫂子一辈子有什么说什么，一辈子没学会说假话。

到了快结婚的时候才好笑呢。我母亲决定把我和我哥哥的婚礼放在一块儿办。这也是为了省钱。当时轰炸，炸得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得想着要方便。决定结婚了吧，我和我母亲就开始忙开了。再不讲究，也得预备预备啊，毕竟是结婚，是件大事儿。我忙着绣了两对儿枕套，乃迭一对儿我一对儿。什么都得预备双份儿，有我的就得有她的。她可倒好，什么都不操心，怎么都行，什么也不管。给她什么，她就谢谢，不给也不要。

我们决定不戴婚纱，当时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那表哥首先就急了：“不戴婚纱成什么样子？要婚纱我可以到仰光去买啊。”不戴，我们俩都不要。我的丈夫罗沛霖是从延安回来的，倔得要命，什么都不让要。我说结婚的时候，我们女的总该拿束花吧？乃迭也说“Sure”（“确实是”——访谈者注）。可是他们男的都反对。我们也只好听话，不拿花。婚礼上我们也不行礼。

我母亲也开通，说：“咱们来新派儿，不磕头了。”我母亲一说不用磕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让乃迭磕头多不方便哪。可是生活里头还是有一定的摩擦。她母亲来了，来参加婚礼。一看我们的礼服就说了：“我的女儿不适合穿黄色。她适合穿蓝的。”我母亲来了句：“结婚能穿蓝的吗？”人家说：“我想看看别人送给我女儿的结婚礼物。”——都给退回去了。所有的礼金我母亲一概退回：璧谢。我母亲是很要强的，别人的礼金送得太多，她要避嫌。

结婚的时候条件是很差的。总得有件睡衣吧？我母亲买了白布回来，自己在小油灯底下裁。可是说句小姐的话，那种布做的睡衣，我真是穿不惯。可是我嫂子她也不挑剔。最要命的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用的是马桶。就这样的条件：油灯、马桶、手摇的井水，她也都受过来了。多差的条件她都不抱怨。

他们结婚以后的笑话就更多了。我哥哥和她都不会过日子。我哥哥在英国的时候，就特别能花钱。从伦敦、牛津回来的人没有说他好的。“你们杨家那少爷，不得了。他花的钱打他那么一个金人儿都够了。”他爱买书，花钱没计划，又特别大方，自己的东西随便就给人。后来结婚以后还是这样。这种脾气一辈子没改过。要是在一般人，这太太就该管了。两个人过日子就得生气。可是我嫂子不说什么。我哥哥送出去的东西，她也认为应该送。两个人在这些事情上看法都一致。我哥哥从来没在这方面受过委屈。

后来两个人靠工资过日子，一到月底，工资还没发下来的时候，就可笑了。钱都花完了，怎么办呢？我哥哥就下点儿白面条，浇上点儿酱油。那是真的酱油拌饭哪，可不是嘴上说说。我嫂子也就跟着这么吃，她也不抱怨。

所以我哥哥现在就后悔，老说从前没有好好照顾乃迭。乃迭不会做家务。他们家做饭、洗衣服这些事都是我哥哥做。有时候她也说：“什么时候宪益要是喜欢做饭就好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学呢？她一直没学会这些事。一直是我哥哥在做。我母亲也说：“我这个儿媳妇什么都好，就是太不能干了。”

她喜欢种花儿，一直喜欢。她从英国带回很多花种，朋友也给她带，她后来回国的时候，自己也往这儿捎，在外文局宿舍后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溜儿。她喜欢花到了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骑的自行车后面有一兜儿，路上碰到马粪就捡起来，兜儿里捡的都是马粪。她也不怕别人笑她，回来就给花儿做肥料。

除了种花，她就是喜欢看书，喜欢做翻译。家里的书和杂志多极了。那时候外文局还兴旺，外国专家不少，现在还有两位在世的：Ruth Weiss和Betty Chen。 后面的这位嫁了个中国丈夫，不过后来两个人分开了。当时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的也不少，可是后来一直很好的少极了。我哥哥和我嫂子是大家都羡慕的。

他们俩一直那么好，为什么？有相同的爱好、相同的志趣，互相体贴，互相关心。我哥哥为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最大的牺牲。这一点是许多人做不到的。他做翻译是为了乃迭。因为乃迭喜欢翻译，他才陪她做翻译工作的。其实他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翻译。他喜欢的是历史。他老说：“要是再有一辈子，我一定去研究历史。”他从小就喜欢历史，从小就看。到英国留学的时候，一到了那边就要二十四史。我去邮局给他寄，分好几次才寄完。在英国他又看了外国的历史。回到国内，在北碚国立编译馆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也没人管他们，他就又看了好多史书，写了好些文章。他是可以搞历史研究的。可是为了乃迭，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跟她一起做了翻译。

当时在外文局做翻译是不受重视的呀。我哥哥这样的人，连个编辑都做不到。编辑得要党员，政治上、思想上要过硬才行。我哥哥不够这样的标准。他只能做别人要他翻译的东西，不管好不好。有的时候刚翻完，那个作家倒了，译稿也就不能用了，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有的作品是太不好了，我哥哥也提出来，说不能翻译这样的东西，毫无意义。这也被领导看成“不听话”的表示。你就是个翻译匠，叫你翻什么你就翻什么，不就得了呗？哪儿来的那么多意见？就是这样的环境，他一身的本事使不出来。

我哥哥和我嫂子一块儿工作，配合得很好。有时候我看了他们翻译的东西，提出来“这儿不对”，“那儿不好”，我哥哥那大马虎，听见就跟没听见一样。我嫂子不。“哪儿不好？”提起笔来，马上就改，认真极了。总是我哥哥译初稿，我嫂子给他改，仔细地推敲。所以现在我哥哥也不做翻译了——一坐到打字机跟前，就总觉得少了那么个人。不一样了。

我嫂子不会做家务, 也不会照顾孩子。后来儿子出事以后, 她受的打击最大，老觉得对不起孩子, 对他们照顾得不够。杨烨, 多好的孩子, 后来到了那一步。其实在他考大学的时候, 精神上就不好了。他是一直想上北大, 因为他的姥爷原来就是燕京的教授, 他从感情上觉得亲切。他报的是物理系。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那属于保密的专业, 他是不能上的。结果后来给弄到了北京工业大学。我们都没想到。北京工业大学是什么样的学校? 那些北京市的, 华侨的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的孩子, 就都给送到儿去了。不是什么好大学。

杨烨在中学一直得金质奖章。那时候中学有三种奖章：金的、银的、铜的。他一直得金的。他还得过全北京市长跑比赛第一名，优秀极了。考大学的时候，成绩都是100分啊，就硬是不让上北大。考大学的结果一出来，我们都接受不了。孩子从那时候起，精神就不太好了。后来他在家里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对我哥哥说话也不尊重了。当时我们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我哥哥非常生气，还骂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孩子是生病了。我哥哥非常后悔，难过极了。可是他也说不出来。乃迭是当妈妈的，更受不了。从孩子出事以后，她身体就不行了，就是从孩子出事以后不行的。

刚知道杨烨出事的消息，我就赶紧往他们家赶。到了那儿一看，家里没有人。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回来，从办公室回来的。他们是上班去了，希望能通过工作忘记一点儿痛苦。可是没坐多久，还是回家来了。能忘吗？忘不了啊。可是乃迭看到我，第一句话，说的是：“别告诉妈。”她不说自己多难过，多受不了。在那样的情况下，看到我，先想到的是别让妈妈难过。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个孙子。可是当时她已经知道了。我说：“妈妈已经知道了。”后来谁也说不出什么，三间屋子，三个人，一人躲在一间屋里哭。

是因为大人的原因，孩子才受的牵连。他们好多年一直受怀疑，说是外国间谍，后来终于给坐牢了。坐牢对他们都不算什么。儿子死这件事情对他们打击太大了。

本来他们都是很开朗的人，家里老有客人，老喜欢请客。我嫂子也不懂招待客人。有一次，他们请客，说是要请侯宝林吃饭，还请了一位陪客。后来人家到家里来了，他们就请人家喝酒。喝着喝着人家就不懂了，本来说的是请吃晚饭的，都几点了，怎么还光喝酒，不给饭吃啊？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住了，问问吧。倒好，原来他们早忘了，自己早吃过晚饭了。一说开，我哥哥赶紧到厨房去，现做。要是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准羞愧极了，我得无地自容。可是乃迭也不着急。她还是坐在旁边儿，嘻嘻地笑，好像根本没她什么事儿。后来侯宝林说杨先生您这可真够意思，头回请我到家里来吃饭就这样儿，我回头得把它写进相声里去。（李晶/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