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辰

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对某部译作进行研究时，就不是从译作整体的忠实度和成功度出发，而是眼睛只盯着译文中的片言只语，发现某些句子或段落未能字当句对时，就觉得这部译作“不忠实”，甚至断言其“不合格”。

葛浩文采取的翻译策略是让译文读者“不动”，而尽可能地让原作者和原作“走近”读者，让读者可以比较轻松容易地接受译作，从而让读者对原作者和原作发生兴趣。

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作家本人成为文化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自不待言，连带他的作品的外文译者同样成为了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译者当中首当其冲的是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这当然不难理解：英译本传播面广，读者多，不光有英语世界的读者，还有一大批国内懂英语的读者。受到关注本来是好事，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翻译研究者，他们拿着莫言的原作与葛浩文的英译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得出的结论是他“把别人的作品删改坏了”!更有甚者，去年本市某报在报道葛浩文一场报告时所用的通栏大标题竟然是“‘连译带改’风格遭质疑 莫言作品英译者选择‘妥协’”，文中还明确提到“所以在翻译莫言的作品《蛙》时，他(指葛浩文)选择了乖乖地忠实原著”。一方面我们都看到，葛浩文的翻译“是把莫言作品推向诺奖领奖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却又对他的翻译表示“质疑”，说他“改坏了”莫言的原作，现在“选择了乖乖地忠实原著”，似乎此前他的翻译都是“不忠实”的。不难发现，围绕葛译莫言作品的这些自相矛盾的立场、心态和观点，不光引发国内翻译界对葛译莫言作品认识的混乱，同时也给译者葛浩文增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在一篇文章中就坦承：“这让我在工作时如履薄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葛浩文的文章“我行我素：葛浩文与浩文葛”(已发表在2014年第一期《中国比较文学》上，以下简称“我行我素”)就感到特别欣慰。去年11月24日我在收到葛浩文的文章之后立即给他发去电邮说：“大作收到，匆匆拜读，觉得非常精彩。尤其是文中传递出的您的翻译立场‘我行我素’，让我十分欣慰。此前听到您在会上说，因为莫言得奖后您的翻译引起众多人的研究和注意，您今后的翻译会更小心些，更注意贴近原文一些。我听后很担心您会被目前某些所谓的翻译研究者的意见牵着鼻子走。现在看了您的文章标题后让我放心不少。我觉得您就应该继续按照您原先的翻译道路走，不要理睬某些翻译研究者的意见。”

葛浩文于翌日发来电邮回复，说：“谢谢你的赞扬，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关心。记不得那些话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讲的，不过，我即使想改变翻译的态度、做法等也改不了。其实，我也不想改。欢迎大家来批评。”

葛浩文的“我行我素”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虚拟了一个“浩文葛”对葛浩文进行访谈，形成一篇自问自答的文章，实质上是葛浩文针对外界对他翻译的质疑以及他自己关于翻译的一些思考的自我阐述。在文中他表示现在“很不乐意接受采访”，原因是“采访者和他们的文字编辑，太容易断章取义，在某一个场合针对某一件事或某个作品说的话，常常被乱引用”。但同时他也表示：“我仍然比较乐意看到宏观式的剖析，希望他们能从更宽的视角评论我的译作，从一整部作品的忠实度(fidelity)上来判定作品的成功度（degree of success），如，语调、语域、清晰度、魅力、优美的表达，等等。要是因为一个文化的或历史的所指没有加上脚注（可悲但又是真的批评），或者，因为一个晦涩的暗指解释不当，据此批评译文不够好，这种批评是没有益处的。”我以为这个意见是击中国内某些翻译研究的要害的。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对某部译作进行研究时，就不是从译作整体的忠实度和成功度出发，而是眼睛只盯着译文中的片言只语，发现某些句子或段落未能字当句对时，就觉得这部译作“不忠实”，甚至断言其“不合格”。我们多年来在评选鲁迅文学奖优秀翻译文学奖时的弊病，现在在对葛译莫言作品进行研究时又一次暴露出来了，其根子在于我们国内的某些研究者不懂得文学翻译的性质与特点，不懂得对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判定必须到译入语环境中去考察，而不是仅仅根据译文与原文是否字当句对来决定。

在文中葛浩文还明确表明了他的翻译态度：“对待翻译我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有一个目标。我怀着虔诚、敬畏、兴奋，但又有点不安的心态接近文本。翻译完成以后，文本就仿佛是新认识的一个朋友。作为一个译者，我首先是读者。如同所有其他读者，我一边阅读，一边阐释（翻译？）。我总要问自己：是不是给译文读者机会，让他们能如同原文读者那样欣赏作品？有没有让作者以简显易懂的方式与他的新读者交流，而且让新读者感受到对等程度的愉悦或敬畏或愤怒，等等。”由此不难发现，葛浩文采取的翻译策略是让译文读者“不动”，而尽可能地让原作者和原作“走近”读者，让读者可以比较轻松容易地接受译作，从而让读者对原作者和原作发生兴趣。这在读者普遍对翻译作品、特别是对中国文学作品还不是很熟悉、甚至还不是很感兴趣的美国(此前曾有过一个资料表明翻译作品仅占全美出版物总数的百分之三)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翻译策略。想一想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时代吧，那时的中国读者刚刚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读惯了唐宋传奇小说和明清章回体小说的中国读者同样也不习惯读翻译作品，严复、林纾、伍光建等我国早期翻译家的翻译策略同样是“连删带改”：风景描写、心理描写统统被删去，人物姓名、地名等统统被‘翻译’成了地道的中国人名和地名，甚至整部小说都被 ‘翻译’ 成了章回体小说。然而我们的读者正是读着这样“连删带改”的林译小说慢慢地喜爱上了外国文学，同时也慢慢地不再满足于读删节本的翻译小说，而开始追求读全译本，甚至读作家的全集。只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从读林译小说到今天追求读全译本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今天英语国家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其接受水平也就与我们国家当年林译小说读者的接受水平相仿，这也就是我此前一再指出的存在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时间差”。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对他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以及译者所采取的相应的翻译策略，表示理解。

最后，有必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判断一个翻译行为成功与否要看它是否有效地促进和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而不是用所谓的“忠实”(原文与否)、更不是用自以为是的所谓的“合格的译本”概念去套。只有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翻译的性质，也才有可能对译者和他的翻译行为是否合理和成功作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