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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水天同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14-09-17 [来源]： [浏览次数]：

（《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23日）

一

手边这本《培根论说文集》是商务印书馆据1983年第2版印刷的，收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再次翻读这本随笔集，依然可从培根的文字里找到一些共鸣和好感：

“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论学问》）

“善于谋身的聪明，在他底许多种类中，都是一种卑污的聪明。它是那房屋将倒以前定会离开的老鼠底聪明。它是那驱逐为它掘穴造屋的穴熊的狐狸底聪明。它是那在要吞噬他物的时候落泪的鳄鱼底聪明。”（《论自谋》）

译者文雅的译笔使得整部作品呈现一种雅洁精悍之美。据译者在1942年的“译例”交代：译此书时或亦步亦趋的直译，或颠倒词序、拆裂长句而意译，再加之，“着手翻译时适值敌寇侵凌，平津沦陷，学者星散，典籍荡然。译者不得已以萤火之光，探此窈冥”，译者所做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赓续文脉。

二

译者水天同，初见此名只觉好听，后来由好奇到爬梳史料探寻此人的生平事迹，方知此人不简单。水天同（1909—1988）之父水梓曾任民国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通诗词，与多位名流时相过从，如胡适、范源濂、张治中、于右任等。水天同14岁考入清华学校，称得上早慧。在清华读书六年期间当是他一生最为惬意的时候，因为这里有对他产生影响的老师和同学。这些老师如温德（Robert Winter）、翟孟生（R.D.Jameson）、谭唐夫人（Mrs.Danton）、马约翰都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尤其是体育系的马约翰让他意识到了身体的可贵与重要。水天同的同学则多是一时之选，如张荫麟、柳无忌、罗念生、罗皑岚等。在与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过从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彰显，其表现的载体就是《清华周刊》。查《清华周刊》可以看到水天同是该周刊的编辑并在1929年上半年担任总编辑。除了编发别人的文字外，水天同以“斫冰”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题材多样，计有短篇小说、白话诗、独幕戏剧以及一些杂缀补白文字。这些文字将我的视线从翻译培根论说文集的水天同拉回到清华学子水斫冰身上来。譬如这首见于1929年第31卷第455号《清华周刊》的《闻箫》：

何人在湖上吹箫？凄清哀婉的声调，吹彻盛夏之良宵，正朦胧新月，窥人年少。 夜是这般依依， 是这般平静，心儿也有点恍惚依稀， 飘向温柔平和的梦境。

你可以于此时前来，不必除下花冠，脸儿临风，如睡莲正开，任留连眷恋，远水遥山。悄然相对，或者你自由好嬉之心地，也能感受一星半点的生之哀戚。

诗作颇带点古典诗词的意味，又蕴含几分朦胧哀戚，显得淡而有味。不过最让我眼前一亮的，倒是一篇短小的对话体小说《苏秦嫂》。俏皮而不失趣味，用时下一句话来讲有点“恶搞”但不癫狂。小说通篇由秦惠王与张仪的对话构成，讨论的话题是苏秦嫂与苏秦妻。斫冰古意新说，借张仪之口说出苏秦的嫂子不是正史里记载的前倨后恭之人。“我不但认识他嫂子，还认识他哥哥，他弟弟苏代苏厉呢。你猜他嫂子是怎么样的人？大个子，黑脸庞。一年四季的下苦，田里有活就做活，田里没活还要伺候爹娘，照顾三个弟弟的鞋袜衣装，她自己还有孩子。苏秦在学堂里的时候常常对我讲起家里的情形，所以我知道得熟极了。这种乡村女人的特性就是个一直如矢，那里会一冷一热，见了钱就‘匍伏谢罪’呢？”

在二十年代的文艺作品里，作者给古人吹进现代的气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现实的关怀并不鲜见。《苏秦嫂》也是在古人骸骨里进行当下的改造，注入现代人的心理意识，只是略有不同的是，他并不想表达多么宏大的主题，而是一种小意思的体现。苏秦落魄归家生计无着，小说这样写道，“不过他家里人待他还是不错。你想他一人吃闲饭不算，还有个妻子，她在家里又是关起房门，研究什么牢什子兵符，晚间又不睡，灯油不知费去多少。”最后张仪说得秦惠王心头愉悦小说也结束了。这篇小说并没有严密的结构，成熟的技法，只是谙熟古典的清华学子一个有趣的改造罢了。毕树棠就认为“水天同是一潇洒式之书生，才情极恣肆而豪壮”。（《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11页。）

水天同之后留学国外，他在《清华周刊》上的文字就不多见了。他后来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多与翻译和文艺有关，其中有两篇是批评胡适和茅盾的。在《胡梁论诗》（《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7期）里，水天同质疑胡适的白话诗歌主张，并提出一个何为诗歌本质的问题。他认为胡适提倡作诗要明白清楚，但觉得胡适没有考虑什么是诗什么是诗的语言这类问题。这就从根底上质疑了胡适的主张，“胡先生自以为他的诗当得起‘明白清楚’四个字了，但第一胡先生不过写了许多‘胡适之体’的白话而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那是诗……任何批评的字眼（如‘明白’‘晦涩’……）若不作为整个的批评方法中的活的工具而希图把它尊为律条，单独应用，如试金石一般，那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这不得不说是对胡适明白清楚的白话诗歌主张下了很严厉的批判。不过倒是胡适显得比较客气，他与水梓熟识，见面就笑谈“大公子批评我真不客气……”（《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12页。）另一篇《茅盾先生的“神曲”》（《人生与文学》第1卷第4期），他挑出茅盾相当数量的错译、漏译、误译，最后得出结论：茅盾不了解但丁，没有读过《神曲》或是读而未解。这同样是不留情面地批驳。

终其一生来看，水天同最惹人喜爱的文字还是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字，无论是独幕剧《鬼》还是一些小诗，令人觉得满满的才华在流动。

三

水天同的生平经历与他的作品一样并不复杂，1929年去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在山东大学等高校任教，1939年至1948年在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任职。在昆明生活工作期间，水天同与吴宓过从甚密，在吴宓1941、1942年的日记中，水天同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日记里吴宓记载了一则他人对水天同的评价：“水之为人，深通世故，而言行均能持正不阿。待友忠诚，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合乎‘君子爱人以德’之义。世人对水多误解。然水对宓极尽友道，宓宜更亲近、遵依水云云。”此时的吴宓正陷入与张尔琼的情感纠纷中，水天同经常予吴宓开导，为他纾解，因此他给吴宓的印象颇佳。水天同与吴宓不仅存在师生朋友上的联系，在文字交往上，他在吴宓主编的《学衡》第69期发表《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的长文并被《大公报》转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4、85期连载《文学与革命》的译文。按胡先骕的说法，凡有文章登载《学衡》杂志，其人即为社员，如此看来水天同与“学衡派”也发生了联系。

学养深厚的水天同没像吴宓留下卷帙浩繁的日记文字，更没有吴宓在知识界那样的名声，再加之他所做的工作大都是一些基础性、幕后性的，比如培养学生、翻译作品，所以声名不显。建国后水天同公然对反右运动不以为然，可想而知的后果是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数年。等彻底平凡，水天同已步入老境，事功与立言终是被耽搁了。

幼年受传统文化熏习，青年时负笈海外，中西学养俱备的水天同本应该有更多更好的译品问世才对，却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培根论说文集》。他晚年似是有壮志未酬之感，当时报纸开始报道外国文学界人士访华，其中不乏他的师友，“我曾问他，为什么这些人不来看你？他冷冷地说：‘大概他们以为我早就死掉了’！”（《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13页。）不甘落寞之态跃然纸上。不过想想也让人唏嘘，水天同早岁回国任教不久遭逢抗战，流离播迁，活命要紧，作品就顾不上保存了。盛年之时又被打成右派，精力也耗得差不多，到了晚年还想重拾翻译事业，无奈精力衰歇，用他自己的话讲只能当个“扫边老生，敲敲边鼓”。富有才华的一生浪费已成定局。回头再看这本《培根论说文集》瞥见内页里“水天同”三个字的时候，除了可惜还是可惜。水天同自述：

我也曾作过翻译工作。北平沦陷后，我蛰居家中的一年多时间里承老友关琪桐的推荐，我为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译了Bacon`s Essays（我译的书名为《培根论说文集》，因此书不是一般所谓的“小品文”或“随笔”之类而是作者对人生、世情的深思的结果）。译稿于1942年交该会负责人任叔永先生，到1951年冬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近又重版问世，大概我足资后世纪念之作，就此一本了。其余译稿多半丧失。有少数几部留在出版社手中，前途未卜，就不必提了。（《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21页。）

无可奈何，事不由人，文气虽平，但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安定与排遣。水天同平生功业足资纪念者，只能寄之于《培根论说文集》，这既是幸，也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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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23日）

一

手边这本《培根论说文集》是商务印书馆据1983年第2版印刷的，收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再次翻读这本随笔集，依然可从培根的文字里找到一些共鸣和好感：

“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论学问》）

“善于谋身的聪明，在他底许多种类中，都是一种卑污的聪明。它是那房屋将倒以前定会离开的老鼠底聪明。它是那驱逐为它掘穴造屋的穴熊的狐狸底聪明。它是那在要吞噬他物的时候落泪的鳄鱼底聪明。”（《论自谋》）

译者文雅的译笔使得整部作品呈现一种雅洁精悍之美。据译者在1942年的“译例”交代：译此书时或亦步亦趋的直译，或颠倒词序、拆裂长句而意译，再加之，“着手翻译时适值敌寇侵凌，平津沦陷，学者星散，典籍荡然。译者不得已以萤火之光，探此窈冥”，译者所做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赓续文脉。

二

译者水天同，初见此名只觉好听，后来由好奇到爬梳史料探寻此人的生平事迹，方知此人不简单。水天同（1909—1988）之父水梓曾任民国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通诗词，与多位名流时相过从，如胡适、范源濂、张治中、于右任等。水天同14岁考入清华学校，称得上早慧。在清华读书六年期间当是他一生最为惬意的时候，因为这里有对他产生影响的老师和同学。这些老师如温德（Robert Winter）、翟孟生（R.D.Jameson）、谭唐夫人（Mrs.Danton）、马约翰都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尤其是体育系的马约翰让他意识到了身体的可贵与重要。水天同的同学则多是一时之选，如张荫麟、柳无忌、罗念生、罗皑岚等。在与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过从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彰显，其表现的载体就是《清华周刊》。查《清华周刊》可以看到水天同是该周刊的编辑并在1929年上半年担任总编辑。除了编发别人的文字外，水天同以“斫冰”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题材多样，计有短篇小说、白话诗、独幕戏剧以及一些杂缀补白文字。这些文字将我的视线从翻译培根论说文集的水天同拉回到清华学子水斫冰身上来。譬如这首见于1929年第31卷第455号《清华周刊》的《闻箫》：

何人在湖上吹箫？凄清哀婉的声调，吹彻盛夏之良宵，正朦胧新月，窥人年少。 夜是这般依依， 是这般平静，心儿也有点恍惚依稀， 飘向温柔平和的梦境。

你可以于此时前来，不必除下花冠，脸儿临风，如睡莲正开，任留连眷恋，远水遥山。悄然相对，或者你自由好嬉之心地，也能感受一星半点的生之哀戚。

诗作颇带点古典诗词的意味，又蕴含几分朦胧哀戚，显得淡而有味。不过最让我眼前一亮的，倒是一篇短小的对话体小说《苏秦嫂》。俏皮而不失趣味，用时下一句话来讲有点“恶搞”但不癫狂。小说通篇由秦惠王与张仪的对话构成，讨论的话题是苏秦嫂与苏秦妻。斫冰古意新说，借张仪之口说出苏秦的嫂子不是正史里记载的前倨后恭之人。“我不但认识他嫂子，还认识他哥哥，他弟弟苏代苏厉呢。你猜他嫂子是怎么样的人？大个子，黑脸庞。一年四季的下苦，田里有活就做活，田里没活还要伺候爹娘，照顾三个弟弟的鞋袜衣装，她自己还有孩子。苏秦在学堂里的时候常常对我讲起家里的情形，所以我知道得熟极了。这种乡村女人的特性就是个一直如矢，那里会一冷一热，见了钱就‘匍伏谢罪’呢？”

在二十年代的文艺作品里，作者给古人吹进现代的气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现实的关怀并不鲜见。《苏秦嫂》也是在古人骸骨里进行当下的改造，注入现代人的心理意识，只是略有不同的是，他并不想表达多么宏大的主题，而是一种小意思的体现。苏秦落魄归家生计无着，小说这样写道，“不过他家里人待他还是不错。你想他一人吃闲饭不算，还有个妻子，她在家里又是关起房门，研究什么牢什子兵符，晚间又不睡，灯油不知费去多少。”最后张仪说得秦惠王心头愉悦小说也结束了。这篇小说并没有严密的结构，成熟的技法，只是谙熟古典的清华学子一个有趣的改造罢了。毕树棠就认为“水天同是一潇洒式之书生，才情极恣肆而豪壮”。（《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11页。）

水天同之后留学国外，他在《清华周刊》上的文字就不多见了。他后来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多与翻译和文艺有关，其中有两篇是批评胡适和茅盾的。在《胡梁论诗》（《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7期）里，水天同质疑胡适的白话诗歌主张，并提出一个何为诗歌本质的问题。他认为胡适提倡作诗要明白清楚，但觉得胡适没有考虑什么是诗什么是诗的语言这类问题。这就从根底上质疑了胡适的主张，“胡先生自以为他的诗当得起‘明白清楚’四个字了，但第一胡先生不过写了许多‘胡适之体’的白话而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那是诗……任何批评的字眼（如‘明白’‘晦涩’……）若不作为整个的批评方法中的活的工具而希图把它尊为律条，单独应用，如试金石一般，那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这不得不说是对胡适明白清楚的白话诗歌主张下了很严厉的批判。不过倒是胡适显得比较客气，他与水梓熟识，见面就笑谈“大公子批评我真不客气……”（《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12页。）另一篇《茅盾先生的“神曲”》（《人生与文学》第1卷第4期），他挑出茅盾相当数量的错译、漏译、误译，最后得出结论：茅盾不了解但丁，没有读过《神曲》或是读而未解。这同样是不留情面地批驳。

终其一生来看，水天同最惹人喜爱的文字还是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字，无论是独幕剧《鬼》还是一些小诗，令人觉得满满的才华在流动。

三

水天同的生平经历与他的作品一样并不复杂，1929年去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在山东大学等高校任教，1939年至1948年在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任职。在昆明生活工作期间，水天同与吴宓过从甚密，在吴宓1941、1942年的日记中，水天同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日记里吴宓记载了一则他人对水天同的评价：“水之为人，深通世故，而言行均能持正不阿。待友忠诚，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合乎‘君子爱人以德’之义。世人对水多误解。然水对宓极尽友道，宓宜更亲近、遵依水云云。”此时的吴宓正陷入与张尔琼的情感纠纷中，水天同经常予吴宓开导，为他纾解，因此他给吴宓的印象颇佳。水天同与吴宓不仅存在师生朋友上的联系，在文字交往上，他在吴宓主编的《学衡》第69期发表《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的长文并被《大公报》转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4、85期连载《文学与革命》的译文。按胡先骕的说法，凡有文章登载《学衡》杂志，其人即为社员，如此看来水天同与“学衡派”也发生了联系。

学养深厚的水天同没像吴宓留下卷帙浩繁的日记文字，更没有吴宓在知识界那样的名声，再加之他所做的工作大都是一些基础性、幕后性的，比如培养学生、翻译作品，所以声名不显。建国后水天同公然对反右运动不以为然，可想而知的后果是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数年。等彻底平凡，水天同已步入老境，事功与立言终是被耽搁了。

幼年受传统文化熏习，青年时负笈海外，中西学养俱备的水天同本应该有更多更好的译品问世才对，却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培根论说文集》。他晚年似是有壮志未酬之感，当时报纸开始报道外国文学界人士访华，其中不乏他的师友，“我曾问他，为什么这些人不来看你？他冷冷地说：‘大概他们以为我早就死掉了’！”（《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13页。）不甘落寞之态跃然纸上。不过想想也让人唏嘘，水天同早岁回国任教不久遭逢抗战，流离播迁，活命要紧，作品就顾不上保存了。盛年之时又被打成右派，精力也耗得差不多，到了晚年还想重拾翻译事业，无奈精力衰歇，用他自己的话讲只能当个“扫边老生，敲敲边鼓”。富有才华的一生浪费已成定局。回头再看这本《培根论说文集》瞥见内页里“水天同”三个字的时候，除了可惜还是可惜。水天同自述：

我也曾作过翻译工作。北平沦陷后，我蛰居家中的一年多时间里承老友关琪桐的推荐，我为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译了Bacon`s Essays（我译的书名为《培根论说文集》，因此书不是一般所谓的“小品文”或“随笔”之类而是作者对人生、世情的深思的结果）。译稿于1942年交该会负责人任叔永先生，到1951年冬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近又重版问世，大概我足资后世纪念之作，就此一本了。其余译稿多半丧失。有少数几部留在出版社手中，前途未卜，就不必提了。（《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中国艺苑出版社，2006年，221页。）

无可奈何，事不由人，文气虽平，但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安定与排遣。水天同平生功业足资纪念者，只能寄之于《培根论说文集》，这既是幸，也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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