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炜《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3月05日 20版）

出生于比利时的法语诗人盎利·弥修（Henri Michaux，1899—1984），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也许颇为陌生。而中国对于盎利·弥修来说，却是一个可以寄托梦想的地方，是一个让他的内心常常萌动哭泣欲念的地方。他曾于1930年至1931年间游历了亚洲，到过印度、中国、日本、锡兰（斯里兰卡）等，出版了一部旅行印象札记《一个野蛮人在亚洲》（1933）。这位向来关注自我的诗人说：“当我看见印度，当我见到中国，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地球上存在真正的人民。欣喜中，我身不由己地置于其中。”他尤其欣赏中国的道家哲学、戏曲、书法、绘画与音乐。他不仅是诗人，也是画家，在绘画上曾受华裔画家赵无极的影响，并写下了一部研究中国书法与绘画的专著《中国的意象文字》（1975）。他的画“想象丰富而奇特，追求幻境和朦胧的意趣，风格与超现实主义非常接近”（徐知免）。他对亚洲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激赏，完全是在文化艺术的层面上，而不是当地的政治与社会发展。正是出于对亚洲古老文化的仰慕，因此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野蛮人”，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谦卑。

弥修出生于比利时南部法语区，与法国交界的纳模，法语是他的母语，尤其是后来定居巴黎，创作诗歌，并得到了当时法国著名诗人苏佩维埃尔（1884—1960）的帮助，从此步入法国诗坛。因此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法国诗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应该属于比利时。他年轻时就读于布鲁塞尔，21岁时到敦刻尔克当水手，去了非洲。回到比利时后，一段时间当了政府机关的办事员。不久索性到了巴黎，与文人和画家交往，安德列·纪德（1869—1951）非常赏识他的作品并写了一本专著来论述弥修的诗歌创作，从而确立了他作为法国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盎利·弥修的诗歌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似乎并不多，由杜青钢翻译的《我曾是谁》（书脊上印着“米修诗选”），选译了盎利·弥修的《我曾是谁》《厄瓜多尔》《我的领地》等14部诗集中的作品五十多篇，算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绍介。在这个译本中，译者选译了《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约略了解诗人心中的中国情结。

诗人弥修对中国有着真诚的赞美，比如他对中国人使用的筷子，他说：“炎黄子孙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发明刀叉，只是，使用刀叉不需什么技巧，所以中国人不屑一顾……”，他还说：“中国的绘画、戏曲、书法都体现了一种含蓄的美，具有内在凹度……中国人具有象征的本领。表现战争，并不正面渲染，而只给你一种战争的意味。”但在诗人弥修的眼中，中国人也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的弱点。他写道：

中国人最喜于回避躲闪。

你若在大街上问路，他会溜之大吉，心想：“走为上策，这样更谨慎，最好别管他人的事。也许先是询问，随后可能拳头就来了。”

你正视他，他立刻移开视线。

……

一种疾病在窥视中国人：很可能，中国人会丧失笑的机能。由于长期的压抑、隐藏、绞尽脑汁、工于心计，中国人几乎不会笑，多可怕的沉疴。

……

中国人好像从未松弛过，小心谨慎，处处设防，一个个有如秘密组织的暗探。

——《蛮子游中国》杜青钢译

除了杜青钢的这个译本外，据我所见，还有分为上中下三卷本《法国诗选》，由郑克鲁翻译，收录了弥修的三篇散文诗；《法国现代诗抄》，徐知免翻译，其中收录了亨利·米肖（盎利·弥修）的《把我带走》《一个野蛮人在中国》等七首诗作。另外，程抱一先生也翻译了若干首，并于1980年2月21日拜访了诗人弥修，在他的寓所共谈了四个多小时，写下了《和米修晤谈记》一文。此文也收录在杜青钢翻译的《我曾是谁》中。

在诗人弥修的晚年，基本上依靠卖画为生。他的画深受中国画的影响，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不喜欢油画，对水墨则非常敏感。他说：

事实上，我的兴趣并不只是在文学。在20年代开初给我印象极深的是史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那现代精神开拓了崭新的天地。几年后我发现克利和艾恩斯特的画也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用说，西方古典绘画我并不拒弃。生长在比国，我对弗拉芒画派是很熟悉的；特别爱好布勒格尔的写实兼想象的画。但基本上我不喜欢油画，对水墨则非常敏感，这也是我对中国画和书法欣赏的原因。

——程抱一《和米修晤谈记》

他还对程抱一先生回忆了30年代初他到亚洲去，接触到亚洲迥异文化时的感受，爪哇的音乐、印度的舞蹈、中国的戏剧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他说：

中国人有简朴自约的传统。在哲学上，在生活上，他们寻求处于生命的根底层次。幸福的时候不过分高傲自满；灾难的时候也承担得起。

——程抱一《和米修晤谈记》

程抱一先生（Francois Cheng）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他祖籍江西南昌，1929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是法国著名的华裔作家，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因此在水墨艺术的感悟方面，他与弥修是知音。从他的中文诗集《万有之东——程抱一诗辑》中可看出，他的诗歌风格简约，与弥修的作品有比较接近的超现实主义渊源，但从中国艺术的影响方面来说，打一个也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中国元素对于程抱一先生来说是母乳，对弥修来说则是牛乳，因此在内在的韵律上，两者毕竟还是有天然的区别。

在程抱一先生与弥修晤谈约一年之后，另一位中国著名翻译家、诗人罗大冈先生也在巴黎访问了他，并发表了一篇记叙这次会面的散文《难得和诗人弥修会面》，原文发表于1994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后收录在《罗大冈散文选集》中。罗大冈先生不仅在此文中介绍了诗人弥修的生平，也介绍了诗人弥修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并因此而对中国人怀有特殊的好感，这也成了他被法国文坛称为“文坛怪人”的“罪证”。罗大冈先生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中国人总是受到歧视，罗大冈先生深受其害，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当他见到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诗人弥修，便感到特别的亲切，对弥修因为喜欢中国而被“骂”为“怪物”感到愤愤不平。

罗大冈先生在他的散文《难得和诗人弥修会面》中有一段关于他的名字的翻译，挺有意思，我顺便抄录如下：

我在中国刊物上读到译介弥修的论文已不止一篇，人们常把Henri Michaux这个姓名音译为“亨利·米修”，我建议根据名从主人这一原则，把Henri音译为法语的读音“盎利”，没有必要音译英语的读音“亨利”。我记得弥修自己也向我提起：“我的名字Henri (盎利)，不是Heng (亨)。” 弥修多少学过一点汉语，他对中国人称呼他“亨利”表示不满，中国人音译外国人姓名一律按照英语发音翻译，这种不合理的办法早就该改正了，以免引起误会。

从此文中可见，弥修先生对中国人的译名还是很在意的。因此，这里我也就遵从罗大冈先生的译法而将他的名字写为盎利·弥修。据说在法国文坛上，弥修以深居简出而闻名，不爱交往。罗大冈先生在此文中，则描述了诗人弥修和蔼可亲、友好热情的一面。罗大冈先生是在1981年11月初接受法国外交部的邀请去巴黎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他在程抱一先生的带领下去拜访了诗人弥修。这一年，弥修已经82岁。据程抱一先生的介绍，弥修不爱说话，每周有一天保持完全的静默，不接电话，不见人，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在接待罗大冈与程抱一两位来自中国的先生时，却很热情愉快，并将他们留下来共进午餐。罗大冈先生想请他谈谈关于诗歌的意见，可是他并不愿高谈阔论。罗大冈先生说：

我记得他只说了短短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人喜欢经常写诗，成为诗人，成为怎么样的诗人，都由他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意决定，而不是按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的。绝对不能把写诗作为追名逐利的一种手段。追名逐利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他说他非常喜爱梁宗岱和一位年轻法国作家合作翻译的陶渊明诗集。他说中国古代诗人品格这样清高，是别国诗人中少见的。谈到诗歌理论，弥修冷笑了一下，嘴唇轻轻动了一动，似乎在说：“那全是废话！”

罗大冈先生也是一位诗人，早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发表了用法语创作的诗歌，并于1987年在法国出版了法文诗集《玫瑰花与破花罐》。在他去世后，他的夫人齐香先生于1998年给我的父亲寄赠了这部法文诗集以及一张罗先生的照片，这成为了我们一家的珍藏品。我的父亲说，对一个诗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经常阅读他的作品。我对罗大冈先生的学问文章常怀敬仰。也正是在阅读他的散文作品中，我发现了这位法语诗人盎利·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