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3月05日 10版）
研究理念的分化、政治立场的壁立、民族情绪的干扰，种种观念的、意气的、利益的因素都掺杂期间，中外学者各有其面临的问题，各有其复杂的语境，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学者间的交往还能往来以礼吗?
1926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旧译珂罗倔伦）在《哥德堡大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左传》真伪问题的论文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这篇长文的上半部分评介历来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各派观点及其方法论，下半部分以现代语言学的手段分析《左传》的文法，藉以对这本著名史籍的真伪及作者问题提出新看法。论文发表的第二年，即由陆侃如（1903-1978）口译、卫聚贤（1898-1990）笔录，并且经过赵元任（1892-1982）的校订，题作《论〈左传〉的真伪及其性质》，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不久，新月书店开张，又将这篇论文出版了单行本，改名《左传真伪考》，这是1927年的10月，上距论文发表仅一年半而已。除了译文之外，单行本在正文前面还印了胡适的《提要与批评》，书后有卫聚贤的《跋》，全书107页，中国学者所写的序跋加起来就占了52页，而胡、卫两位皆对高本汉的研究有赞有弹，算得上高质量的论辩往来之作。
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在学术随笔《往来以礼》中提到的一段学术史往事。“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之所以名为“往来以礼”，大概是因为作者觉得，那个时代中外的学术交往相当及时、深入而又诚挚坦率，学术工作者之间的往来主要以学术本身为其目的，而非仅仅是酬酢吹捧或敷衍应付。就以高本汉为例，作者所见高氏论著的中文译本，“大多都和《左传真伪考》一样有着或详或略的提要和评论，甚至于是对原著错误的更正”，以这种态度和方法所进行的翻译，当然也就超出了单纯语言迻译的价值，本身即构成学术进步的一种载体与手段。
翻译如果只是单纯地引起此地学者对彼国同行的注意与了解，而没有学术观点的甄别、批评与发展，那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根据作者的描述，高本汉对中文译者的工作充分尊重，他在《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著者赠序》中说，三位译者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全是在这门学问里极精彩的工作者，对于中国语言史上全有极重要的论著，全给过我许多的益处”，而译者在书前所写的《提纲》更其精审中肯，魏建功的书评称这篇提纲甚至超过《四库提要》的水准，理应成为“译书的人和做提要的人”的榜样。比起法文原书，中文本除了一篇《译者提纲》而外，还增加了《字体及标点条例》、《名词表》、《音标对照及说明》、《常引书名表》等几个部分，对正文所做的润色及改订亦不一而足，这都是从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的需要出发，而从事的创造性工作。经过此一番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不惟有了一个准确完善的中文译本，而且等于有了一个修订升级版。
经过清代数代学者的努力，汉语音韵学已然成为一门相当成熟的专门之学。高本汉以外人而治“小学”，其优长在于挟西方语言学之方法，利用汉语中无比丰富的语言素材，而做综合性整理性的研究。高本汉对中国本土学者的学术积累充分利用，而他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引起了同时中国语言学家的广泛反响，如傅斯年为《中国音韵学研究》所写的序中所说，学问之道不限于国界，国人应当“接受此书，一如高本汉先生之接受中土学人之定论也” 。这大概就是“往来以礼”的最好说明吧。
再回到《左传真伪考》。《往来以礼》的作者没有提到的是，1927年中译本出版之后，1936年4月商务印书馆又出了一个增订本，题作《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除了初版本的所有内容之外，还增加了高本汉的两篇论文：一是《中国古书的真伪》（原文于1929年发表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博物馆年刊》上，全文中译本首次发表于《师大月刊》1933年第2期），二是《书经中的代名词“厥”字》（原文于1933年发表在《哥德堡大学年鉴》，中译本首次发表于北京《文学年报》1936年第2期），以及两篇中国学者接续讨论《左传》问题的论文：冯沅君《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及卫聚贤《读〈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以后》。译者陆侃如为这个扩充增订本所写的序中说，《左传真伪考》出版以后，引起中国史学界很大的反响，而高本汉也不断地寄新作给他，所以才有这本新书的诞生。
何以一部讨论古籍音韵的著作，会在中国史学界引发如此强烈的影响和持久的往复讨论？那原因看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是汉语音韵学有着深厚的积累，中外学者存在讨论的共同基础；二是高著以语言学方法考订古书真伪，既是其音韵学成就的一次试练，也是古籍辨伪方法的一次推进，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以新手段解决旧问题；第三，自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左传》的真伪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涉及到中国政治和思想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主题，所以高本汉的著作才能引发中国学人的极大兴趣。
不过，如果再深入一层，也许还有别因素存在。《往来以礼》提到，胡适对《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写于1927年4月11日，那时胡适在太平洋舟中读了高本汉的赠书，立刻节译了出来，并且写了几十页的提要，寄给时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并且请顾颉刚转给钱玄同。胡适当月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他写给顾颉刚的信还在。信中说：“你们看了此文，作何感想？如有地方可以发表，我想大可以发表出来，供大家的讨论。标题可用原题。如须发表，最好请你先整理字句，然后付印，能得你和玄同加上讨论，然后发表，那就更好了。”最终，这封包含有提要和批评的长信发表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的第1期，而这个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前身。
不巧，那时顾颉刚因为鲁迅的关系，已经不在厦门大学，而就傅斯年之招，前往广州了。据顾颉刚在1926年8月写给钱玄同的信，他在厦门大学本来的计划是“在这一年中专读《左传》、《国语》二书，立起春秋史的骨干，并将二书并成一书”。不料那年他为人事上的纠纷缠身，成绩有限，在复胡适的信中顾颉刚说：“现在不但不能做《东壁遗书》的序，恐即侃如所译之《左传考》也不能做跋。” 这也是顾颉刚、钱玄同没能参与对高本汉《左传真伪考》讨论的原因。即便如此，在《左传真伪考》印出单行本以后，胡适曾寄给顾颉刚一册，顾氏还是特别复信指出高本汉论“及”字的错误，他对于高本汉的看法是相当重视的。
胡适得到高本汉的赠书，首先想到的是顾颉刚、钱玄同，与当时国内学界的格局密不可分。1926年6月，与《左传真伪考》英文版的发表几乎同时，《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立刻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大风暴。这部著作的主体部分由数十封关于古史辨伪的书信构成，胡适、顾颉刚、钱玄同是三位最主要的作者。胡适对《左传真伪考》的重视，固然源于他本人对汉语语言学的持久兴趣，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正在蓬勃兴起的古史辨运动所引发的考订伪史风潮。换句话说，在上古典籍辨伪这一点上，高本汉与中国学界产生了共振。
初看上去，这次共振的“点”是在语言学，因为高本汉在发表《左传真伪考》之前，曾在哥德堡大学开设过《左传》的研习课程，着眼点就是语言学，而当日中国语言学界也正在急切地吸纳西方语言学的方法与技术，正如《往来以礼》所说：“那个年代，中国学界弥漫的与欧美沟通和接轨的热情，也实在非比寻常。自从《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语言学领域便有了越来越强的以西洋为师的习惯，就连最传统的音韵学，也逐渐同原来的语码和系统拉开了距离。”不过更进一步说，古史辨运动讲求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史，虽然延续了清代辨伪学的传统，但从根本的方法论上来讲，同样是在“以西洋为师”。
后人追慕当年中外学术交流的诚挚和坦率，当然是有感于今天学术沟通的种种乱象。不过也有两点是该注意的：第一，当年西方的汉学研究以语言学为其出发点，而语言学本身是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一般来说较少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在泛政治化时代也难逃罗网）；第二，那时中国文史研究尽管正在经历方法的重大转换，但从总体的规模和深度上来讲，西方汉学仍无法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相比拟。高本汉相当急切地想让中国同行了解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毫无障碍地将西方同行的研究纳入学术积累，都有上述两个前提做铺垫。如今，这两个前提都不再理所当然，研究理念的分化、政治立场的壁立、民族情绪的干扰，种种观念的、意气的、利益的因素都掺杂期间，中外学者各其面临的问题，各有其复杂的语境，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学者间的交往还能往来以礼吗？
去年，《往来以礼》与作者的其他近二十篇学术随笔一道收进了同名的作品集，在中华书局出版。作者的学术背景与日本较为密切，所以书中大部分的内容都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有关，许多内容并一定为中国文史学界所熟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理解是交流的第一步，而准确深入的认知则是理解的前提，这部小书的重点并不在于提供关于域外中国研究者的具体知识，却是开在界墙上的一扇窗，让人窥见原来别人家的花园也同样丰富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