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3月19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内容摘要：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责任编辑：陆畅。
关键词：中国;中国文化;研究;神话;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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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理论，也可以修改这种理论。若是一种假设不能很好地分析材料，就必须修正，或者应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
艾兰，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后为美国达慕思大学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讲席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美国期刊《古代中国》杂志主编。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中国古代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方面涉猎颇多。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刊布，海外中国学渐成国际显学。各国专家学者对新出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多样性。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正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解析中国古代文明，为此记者采访了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讲席教授艾兰（Sarah Allan）女士。
1欧洲文明不是唯一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汉学，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
艾兰：我的家庭和中国没有关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还没有中国人，学习汉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原因。在高中的时候，我读了一些关于禅宗和道家的书，上大学时又在美术史课程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山水画，从此我对中国萌发了兴趣。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媒体总是散布中国的负面消息，我对此很怀疑，非常想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所以学习了中文。大学时上了一门中国考古课程，之后就一直对古代中国感兴趣。毕业后，感觉中文还没有学好，又读了博士，对中国的研究算是入了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经历。为什么会选择先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
艾兰：1966年，我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我的老师很多都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中有不少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读过书，受到过很好的专业训练。我原来想学中国考古，但这种课题很难做，因为当时到中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虽然这样，我还是读了关于中国考古的书，研习了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美术，还师从卜弼德学习过训诂。卜弼德的兴趣广泛，他的训诂学课程实际上是思想史课程，对我影响很大。1971年，吉德炜来伯克利教书，我也旁听了他的古文字学课程。
1972年，我博士还没有毕业，刘殿爵就请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讲师，教古代汉语和中国考古，又自学了甲骨文。两年以后，他们又给了我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那时亚非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特别有名，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常与葛瑞汉、谭朴森、刘殿爵在一起探讨学术。我最年轻，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当时学术环境特别好，让人感到很温馨。
1981年，李学勤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英国只有我研究甲骨文。我、李学勤、齐文心决定合著《英国所藏甲骨集》。我也向他们学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和李学勤又合作研究欧洲的青铜器收藏，开始每年到中国去，参加了不少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去了很多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1995年，我回到美国，开始在达慕思大学教书。1998年，郭店战国竹书出版。郭店楚墓竹简还没出版的时候，大家都听说里面有《老子》的材料。我在达慕思大学的同事韩禄伯研究道家，所以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关于“郭店《老子》”的国际讨论会。从那以后，我对战国竹简一直非常感兴趣。现在的战国竹书除了郭店竹简外，还有上博简和清华简。里面有很多材料跟我原来研究的历史传说很有关系，所以我最近主要研究这方面，现在刚写完一本书，讲述战国竹书里尧和舜的故事。我碰到什么就学什么，也可以说我的机会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来开阔学术视野。
我的兴趣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还包括更进一步探讨关于人类是怎样的？人的思想是什么样子？学习了古代汉语，就知道中国古人在说什么。中国古人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研究重点。现在西方社会科学都以古希腊为中心，而我希望他们知道欧洲文明不是唯一的标准，古代中国也是很高级的文明。我是汉学家，没有正式研究过古希腊，也不懂拉丁文，不会将其与中国古代文明进行比较。比较学常把一个文明作为标准，西方学者以欧洲为标准，这样一定是中国弱。如果以中国作为标准，西方也会弱。我研究古代中国，证明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性，然后将这些成果展示给西方人，把中国的思想来源说清楚，别人就能够更好地进行比较了。
2显微镜科学鉴别甲骨真伪 喻象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采用显微放大等新技术和手段鉴定和研究甲骨，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艾兰：这源于《英国所藏甲骨集》的编纂。1981年，李学勤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经朋友介绍，我陪他到大英图书馆查看甲骨，后来决定合作将英国所藏的甲骨进行整理和发表。学者对英藏的家谱刻辞（《库方》1056号）真伪的看法不一。李学勤觉得是真的，胡厚宣觉得是假的。由于两派学者看法不同，我认为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辨，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于是，我试着用显微镜察看甲骨刻法和刻痕的形状。我花费了几个月，将真甲骨和明显的假甲骨分别参半，用显微镜和照相机观察真假甲骨的区别。后来偶然发现，由于甲骨干了，卜辞地层常常有裂纹，特别是牛骨。真甲骨的裂纹按照刻字的线条裂开，但假甲骨因为先干燥，之后刻字，线条纹路就有所不同。
我和李学勤、齐文心合作编辑《英国所藏甲骨集》是很好的机会，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当时和齐文心合作，每个甲骨卜辞都要看、都要读，对甲骨的认识更深刻了。后来写《龟之谜》就用到了这些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您曾用“喻象学”的最新理论分析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维和隐喻应用。请介绍一下您的观点？
艾兰：最近喻象学特别重视认知科学，即人脑和语言思想的关系。我利用喻象理论，以雷可夫、詹森的早期理论作为基础，赞同他们所说的最抽象的思想应该依靠喻象的说法，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古代哲学的抽象词汇中有一些想象的成分，这些想象有所关联，所以就联想到这些想象可能和喻象相关。我又发现中国古代的思想里有本喻，即最根本的喻象。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了解中国思想发展的道路。
利用“本喻”的概念分析古代哲学的抽象词汇是我自己的发现。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详细研究。所有的早期思想史应该都有这样的喻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不一样，但都有局限，它们的有限性与它们的本喻有关。如果知道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西方思想的有限性在哪里。不只是中国思想，西方古代哲学也与语言有关。
3西方理论释读中国神话思想与史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世袭与禅让》中借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把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建立的历史传说当作一种观念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历史进行全新考察。您认为用西方理论释读中国文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艾兰：列维-斯特劳斯有两个特点。首先，他研究神话，认为神话是思想的方法。其次，他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自语言学。中国的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近代早期的学者曾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历史中有神话的作用。如果这是对的，我应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以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怎样运用历史。
我一方面利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一方面也批评他的理论。他将原始社会单独分开，利用神话思想，这完全没有历史感。譬如他认为澳大利亚、美国的一些部落和原始族群属于原始社会，把西方当作有科学﹑有历史感的社会。但中国古代社会与上述两者都不同，中国古代社会已经不是原始的，而是拥有与西方希腊文明相类似的高级文明。现在西方学者都承认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思想放到原始人身上不对。但他的结构主义方法很有用并且很重要，能让我们研究一件事与其他事情间的关系。我所用的方法来自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但也进行了修正，从而适应中国古代思想。这样我就发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如何利用传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理论，也可以修改这种理论。若是一种假设不能很好地分析材料，就必须修正，或者应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若有普遍性理论的话，中国文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但必须用中国的材料研究中国问题，弥补理论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分析了商代考古材料、古文字和后代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得出商代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认识。西方史学界对其神话材料也很关注，您认为东西方神话在特点上有何异同，东西方的神话研究是否存在共性？我们该如何看待古代神话中所蕴藏的思想与史实？
艾兰：希腊神话中的神像人，但不是人，又超越人。这些神住在自己的天堂，有自己的生活，但和人有联系。古希腊神话就是关于这类神的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这类的神、宗教和故事。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书，特别是先秦典籍中这类的神很少。中国的神是历史人物，有历史环境。原因在于中国的宗教里，神是人的祖先，是去世之后的人，他们与活着的人还有关系。中国的神话应该放在自己的历史中来考察。由于对神的看法不同，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也不同。在中国，神很难与历史分开，从中也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的研究来自于希腊神话，许多关于神话的思想都有局限性。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除了结构主义以外，还利用了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即如果想到神话，也要想到宗教。因为人不在真空中，一个社会的美术、文献、政治、宗教，所有属于一个时代的东西和思想都是有所关联的。搞古代研究，利用这些方法有好处。因为材料少，把这些材料都放到一起，内容会比较丰富。
4国际交流助中国史学永葆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推动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专家一起研究新出文献，您认为国际交流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艾兰：我遇到了李学勤、齐文心，他们心态开放，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和他们合作《英国所藏甲骨集》的时候，我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发现他们很感兴趣，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李学勤与我合作了一个亚非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交流项目，我也开始去中国参加学术交流，认识了不少中国学者，对我非常有启发。
20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中国作学术报告，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当时我觉得他们可能对结构主义和我的研究方法最感兴趣，就决定讲这方面的内容。因为专业词汇的原因，很难找到合适的翻译。那时，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我还是决定试着用中文讲。当时内心非常紧张，听报告的学者有20人左右，包括李学勤和齐文心。看起来，他们比我更紧张。但学者们都认真地听完了我的报告，还提出了许多问题，效果很好，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勇敢地用中文作报告。这类的交流让我收获很大。
对历史学来说，这一百年里中国历史学研究与西方学问的发展状况不同，所以现在互相了解很重要。国际交流能给人启发。如果我们试着真正了解那些学问传统与我们不同的人，试着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先想着去了解别人的研究价值，也知道自己研究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美国汉学研究的现状。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在研究人员还是研究范式上，汉学研究现在已出现东方化倾向，中国本土学者崛起且成果丰硕，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艾兰：现在美国的汉学家跟我过去读书时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都到中国留过学，他们的中文很好，也认识一些中国同学和学者，还常常与他们成为朋友。有更多的美国汉学家能够释读中国古文字，很多学者对竹简感兴趣。可以说，美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越来越相近。
谈到汉学研究出现东方化倾向，我认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清朝，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非常好，有自己的特点。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达到了高潮，现在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也非常出色。中国历史学家和西方学者的强项并不完全相同。西方学者的好处是从外面看，但现在的西方学者必须利用中国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成果和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教学经验，能介绍一下国外学生学习汉学的情况吗？作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您对年轻学者有何建议？
艾兰：我在达慕思大学教授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思想课程。那里的华裔学生比较少，他们对中国学完全没有认识，有的学生选这一类的课，只是出于对中国古代的哲学与其他哲学是否一样总提到人类最重要的问题的好奇心。比如，一个好人该怎样？人是什么？只是中国哲学的回答对他们来说很新鲜，年轻人对此也特别感兴趣。
年轻学者应该自由地走自己的研究道路。按照我的经验，要想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就必须认真地解决问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有些年轻学者之所以提出问题和做研究，是因为他们认为别人会感兴趣，而不是自己有兴趣。如果没有真正探究的好奇和兴趣，所做的研究就会比较肤浅。有时想研究的问题似乎很冷门，但如果做得好，这个问题就会变成热点。
（感谢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达慕思大学访问学者郭丽老师对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