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4日上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联合主办的《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白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新书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六层新华厅举行。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湖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出席并致辞，学术编辑中心副主任倪咏娟主持会议，编辑卢娟等参加。

据了解，《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白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两部著作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成果，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张西平教授十余年研究的结晶，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建院30周年的重要成果。同时，《罗明坚文集》《白晋文集》后续卷册将陆续推出，并将与意大利、法国学界开展合作。

研讨会上，张西平教授介绍了两部著作的成书过程和学术立意。他与任大援教授合作的梵蒂冈文献项目已持续近二十年：《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以梵蒂冈所藏手抄本为基础，多为中国学界前所未见的新材料，并首次将西学在东亚的传播作为整体考察；《白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则以个案展现17、18世纪中西交流的双向面相，揭示白晋在象数研究中发现了与现代数学相通的公式。他指出，1500至1800年是中西两大文明完全平等、和平交往的时期，对今天的全球化具有重大启示。从张元济1910年首赴梵蒂冈到百年后的再访，两代学人完成了学术接力。他强调，传教士的汉文与拉丁文著述同样属于中国史，必须在全球史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重新定位中西文化交流史。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指出，张西平教授的两部著作体现了“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治学路径，代表了中国学术的独特贡献，甚至领先于世界前沿。商务印书馆与张西平教授团队合作的汉学家文集及文献整理项目已初见成效，《白晋文集》已出版八卷，《罗明坚文集》等后续项目将继续推进，双方将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西交流研究成为实实在在的历史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管永前在讲话中指出，张西平教授作为研究院的创始院长和学科奠基人，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融会贯通，开创性地提出中西文化交流史“双翼齐飞”的学术理念，打破了长期以来单向化、片面化的研究格局。他主持整理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是继敦煌文献回归以来国内出版的最大一批欧洲所藏中文历史文献；所著《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已出版中、英、俄三种文字版本，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为改写全球史视野下的中西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张西平教授还于2019年、2021年分别获西班牙外交部授予的“国民成就十字勋章”和意大利外交部授予的“意大利之星指挥官勋章”。今天面世的两部新著，正是其学术理念与治学精神的最新结晶。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任大援认为，这两部著作是近年汉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斩获，在15至18世纪汉学研究领域内，张西平教授在国内首屈一指，引领学界三十载。在对西学汉籍的深入研究方面，张西平教授具有独特优势。这两项成果的出版，标志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是一个新的突破。如果回顾西学汉籍的整理史，从1627年李之藻《天学初函》出版，至今已经400年，但在清乾隆朝编订《四库全书》时，删除了《天学初函》的“理编”部分，使这项研究遭到曲折，后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吴相湘编辑影印《天主教东传文献》初、二、三编，西方学者钟鸣旦等人组织影印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巴黎国家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西学汉籍，对西学汉籍重归社会大众视野做出了贡献。但近年来最大的一批影印文献，要数张西平团队对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的出版。这批文献共分为五辑，16开精装178册，共收录西学汉籍498种。当年传教士来华时，金尼阁曾携七千部西书进入中国，经方豪考证，现在可考的约四百余部，在数量上正好与梵蒂冈这批汉籍相呼应，它们构成研究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两个入口。值得中外学者加大力度进行研究。张西平教授的《欧藏》一书，有两个特色：第一，基本上采用梵蒂冈藏中文文献，也就是说，是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材料可靠，研究扎实；第二，按照历史顺序和地理地域划分来发掘这批历史文献的价值，形成自己的特色。任大援最后指出，张西平教授取得今天的这些成绩，不是偶然的，他的人生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是相呼应的。他的人生和学术道路，大致有三次变化：一变是从热情的社会关怀到严谨的理论求索；二变是从哲学理论求索到国际汉学的历史钻研；三变是探寻汉学与中国学术之互动、以世界眼光回归中国文化本位，思考中国文化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这些变化，体现了其学术发展的个性与独特道路，把国家的文化战略和自己的理想结合起来，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有自己的目标，并且坚定地走下去，这需要有“人不知而不愠”的自信与意志力。张西平教授的这种精神是超出常人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交流了自己的看法。他回顾了和张西平老师的学术交往历程，尤其感谢张老师在2024年策展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合作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期间给予的宝贵学术支持。他认为，这两部著作充分体现出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特点，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点：一是学术史的梳理非常清晰，对每种重要文献的发现与研究历程都有深入的梳理，然后展开自己更深入的研究，可以使读者从整体上感受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宏观和微观的有机结合。两部著作或所涉时段长，或内容广泛，宏大之中不乏具体历史细节的考证；既有全球史的宏大视野，也有文明交流互鉴的深邃眼光；不但将菲律宾、日本、朝鲜汉籍纳入视野，也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放在世界史中加以考察，对中外交流史研究颇具启发性。三是资料性和对后续研究的重要作用。两部著作收录大量原始文献，既有挖掘保存史料之功，又对其价值进行深入研究，这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尤其重要，将是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必将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绕不开的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晖教授指出，张西平先生新著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一部由文献进入历史，一部由人物进入时代，共同呈现了明清之际中西文明相遇的广度与深度。张先生数十年往返于中外文献之间，持续整理欧洲所藏明清史料，矢志推动传教士汉学研究，深刻揭示“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并非彼此分离的两条道路，而是知识在翻译、选择、误解、调适与重构中双向流动的同一历史过程。他的研究把文明互鉴从抽象概念落实为可验证的历史过程，也使传教士由单纯的宗教传播者重新呈现为语言学习者、经典翻译者、知识生产者和跨文化中介。尤其是对白晋的研究，既展现了其沟通康熙宫廷、法国学术界与欧洲思想界的作用，也揭示了跨文化理解中的张力与限度。两部新著同时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天主教史的书写。张先生的学术道路表明，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互鉴研究，必须从原始文献出发，在双向流动与差异张力中理解知识，并以中国问题意识重建学术主体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车琳认为，白晋及其所属的“国王数学家”群体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启幕阶段，这批由法国国王派遣的传教士集宗教、外交、科技、贸易四重使命于一身。他们发现中国与西方探险者其他所到之地完全不同，由此开启了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时期。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两个方向上，白晋做得最为平衡、学术成果最为突出。张西平教授的《白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一书是白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从学术史全景走向精微个案，尤其关注学界尚未充分考察的白晋《易经》和象数研究，并对白晋的索隐派诠释方式进行有距离的审视和评判，作者为此研读百余部易学著作，严谨治学的态度令人敬佩。她指出，张西平教授的白晋研究揭示了启蒙时代之初中西之间的知识互动史，在18世纪“中国热”之后，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不因国力强弱而扭转，19世纪的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依然保持关注和兴趣。我们可以将文明互鉴实践纳入主体间性的视野，异质文化可被视作彼此平等、互为他者的双主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从本质上类似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相互言说的方式，对他者的观察和研究有助于反观自我和丰富自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教授李伟荣长期研究西方易学范式及西方易学史。他回忆博士论文选题时曾致信张西平教授，获长篇回信鼓励——“这个题目可以做一辈子，先把易学学好”；而张老师自己为弄懂易学，曾购入一百六十余部著作，正是以身示范。张西平教授还组织并主编了大量西方早期汉学基础文献的翻译与整理工作，这些文献多以系列文集或丛书的形式出版（主要由大象出版社等出版），构成了国内西方早期汉学名著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术界搭建起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张西平教授新著《白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通过详尽的文献考辨，厘清了白晋《易经》研究手稿的归属与体系，纠正了学界过往的误判。李伟荣教授指出，该书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中三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文献考辨详尽周密。此前韩琦、陈欣雨、柯兰霓等学者可能未曾直接看到手稿，因此对手稿归属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存而不论；而该书通过笔迹、内容与文献的复校对比，明确区分了白晋与马若瑟的手稿，划定22种核心文献并分为易理与象数两大板块，指出《易引原稿》是连接两者的枢纽。二是发掘了白晋从数学角度扩展象数研究的贡献，实现了范式跨越。白晋以象数与义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重构《天尊地卑图》与数学逻辑，构建“一、二、三”生成体系（合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与天主教三位一体教义相汇通，并以图为媒介将抽象原理具象化，与河图、洛书相印证，试图构建中西哲学的会通。他首次把象数研究从历史的附庸转向独立、纯粹的数学性结构研究，揭示了宋代以来象数传统与中国数学的深层相容性，确立了其在易学数学化转向中的首创之功。三是在肯定贡献的同时，深刻反思了跨文化诠释的边界，揭示了中西文明在天人观念、普遍主义与宗教态度等宇宙观与伦理层面的深层差异。李伟荣教授认为，这一研究不仅修正了国内象数研究的既有认知，赋予了易学新的生命力，也为理解早期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正因如此，《白晋》一书是目前中文学术界白晋研究方面最为厚重、最具独创性的一部典范之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胡文婷阐述了张老师一直以来坚持的“由资料到个案，由宽广到精微”的学术训练路径；张西平老师与任大援老师常年赴欧洲访书的躬体力行，更为青年学人树立了治学榜样。在她看来，《欧藏》收录的文献说明西学汉籍的学术价值并不仅限于刊刻本，手稿、散页等原始资料同样具备极高的研究意义。该书还原出传教士与清初宫廷及官方层面的交往网络，跳出了过往研究多聚焦晚明西士与士人阶层思想对话的固有范式；而对康和子的个案考析，也进一步补全了其他修会在华活动的具体史实。相较之下，《白晋》一书则将人物个案置于流动的全球视域之下展开考察，白晋的欧洲本土教育背景、所处时代的神秘主义思潮以及暹罗游历经历共同构成其“文化前视域”，深刻塑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阐释逻辑。白晋身上的“中间性” 特质尤为突出，不仅处于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之间，亦在利玛窦路线与颜铛路线之外，探寻第三条文化交流之道。书中提出来的“文化误读的价值”这一命题，是每一位从事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都需要直面的学术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讲师李伟华认为，张西平教授“做基础性、有长远意义工作”的治学理念为后学树立了典范，两部巨著对青年学者的研究助益极大。她将两部著作与自己的在研课题联系起来，主张在“一带一路”语境下，英国东方学既是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亦是需批判继承的学术遗产；丝路研究必将从“找路”的知识探寻升华为“走心”的价值诉求，这正是白晋“会通之道”的当代延续。她表示将谨遵张老师的教诲，沉心深耕、踏实求索，力求在相关领域作出扎实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张西平教授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刚刚拉开序幕。从张元济1910年走访梵蒂冈至今百年，西学汉籍有书目可查者已达1300至1500种，相关目录提要即将出版，这是继敦煌文献之后又一大宗基础性工作。他强调，唯有明清之际的交流呈现双向互动格局，白晋将中国传统数学与易学相结合方有那个发现，其贡献至今未为国内易学界充分认识。他勉励学界将更多资源投向基础文献建设，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中国学术不能永远依赖二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