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顾钧，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国是中国学术的繁荣时期，繁荣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进来，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中国研究不再只是中国学者自家的事业，而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以及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海外中国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于1902年完成《东籍月旦》一文，列举评点了桑原骘藏、儿岛献吉郎、市村瓒次郎、藤田丰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等人关于东洋史和中国史的著作，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著述。这可以看作近代学人关注海外中国学的一个重要开端，此后王国维、胡适、郑振铎、萧公权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这一行列。其中有留学背景者贡献尤为突出，留日的如王桐龄、贺昌群、王古鲁、梁盛志、莫东寅，留德的如郑寿麟、王光祈、姚从吾，留法的如冯承钧、李璜、杨堃、王静如、高名凯等。他们引领中国学界面向世界，向国人引介欧美、日本琳琅满目的中国学作品，在促进中国学术转型和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民国时期一批重要的海外中国学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如珂罗倔伦（高本汉）《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版）、斯坦因（Aurel Stein）《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版）、卡特（Thomas F. Carter）《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此外，更大量的成果表现为对相关历史、人物、史料、专著的介绍和评论。如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印刷史及其世界影响的奠基性专著，1925年英文版问世后即被评为对世界最有贡献的图书之一，翻译成中文后在民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张德昌、邓嗣禹、程伯群等史学翘楚写有书评，而正是因为读到该书，当时的厦门大学学生、后来成为印刷史名家的张秀民才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印刷史》。

面对如此丰富和重要的史料，首要的工作是做全面的整理，华东师范大学吴原元教授新著《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编年与提要》（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7月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该书以1912—1949 年编年框架为基础，以中国学人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为关注视角，系统收录了民国学人研究与评论域外中国学的各类文献，生动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国学与汉学互动的“知识情境”。

《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编年与提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军研究员利用该院丰富的近代文献馆藏，对清末至民国年间报纸、杂志所介绍的海外中国学相关文章作了清理，编出了比较系统的目录，最早的一篇《“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汉学的译介”篇目初编》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此后又推出《续编》《三编》，并将范围从美国扩大至法国、德国、俄苏和日本，其中《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更以专书的形式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这些目录无疑为吴原元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

马军重在编目，具有开创之功，吴原元则重在提要，后出转精、转细。如1933年《方志月刊》第6卷第2期刊登了（美）弼萧普著，朱炳海译《中国文化之初源及其地理背景》，马军《“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汉学的译介”篇目初编》收入了这一条目，吴原元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他的提要是这样写的：“作者亦译作‘毕士博’，他在该文中强调中国文化中虽不乏本土元素，但推动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牛、耕作、铁器等皆系外来。译者在按语中谓，‘著者之臆说，为吾国史学专家所不能赞同者当属不少，惟其方法颇有可采，故介绍之，以供有志研究上古历史地理者之借镜。’毕士博的著述中，除此篇外，其他被译为中文的还有……夏鼐则在1934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谓：‘毕士博此文虽寥寥20余页，颇耐深思。’”（第108页）除了原文的主要观点，译者的按语，还有其他相关著作的情况，甚至包括了中国学者读此文后的反应，内容可谓丰富。

1933年《方志月刊》第6卷第2期

在马军目录的基础上，吴原元还将文献的收集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扩大，主要涵盖海外中国学之课程、研究机构、出版丛书，以及有关海外中国学学术史之译文。从吴著我们可以知道，1932年王桐龄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日本中国史料研究”课程（第100页）、1933年罗常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域外中国声韵论著”和“高本汉之中国声韵学”课程（第115页）、1940年邵循正在西南联大开设“西方学者中国史地论文选读”课程（第253页）。这说明，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的影响不只限于案头著作、报刊杂志，而是进入了大学课堂，通过老师的翻译、讲疏、辩证，薪火传给了更年轻的一代。

吴原元将民国时期外文刊物中的域外中国学纳入编写内容，是在文献上的重大突破。这类期刊主要包括《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燕京社会学界》（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外文刊物是近代中国学术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它从某种意义上比中文刊物更好地见证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刊物上虽然有不少外国学者的成果，但主体是中国学人，特别是具有留学背景的新型知识人的最新论著。他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的介绍、评论、商榷，乃至批判是近代中国学术一道靓丽的风景。最为学界熟知的无疑是1931年丁文江对法国汉学家葛兰言《中国文明》一书的犀利批评（ “Prof. Granet’s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5卷第2期），吴原元对此文以及杨堃为老师辩护的文章（“An Introduction to Granet’s Sinology”， 载《燕京社会学界》第1卷第2期）做了详细周密的提要（第81、237-238页）。其他这类编目和提要都精彩纷呈，是整部吴著中最让人兴奋之处。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是吴原元工作的重点，它不仅办刊时间长（1916—1941），而且内容丰富（共24卷，每卷4期），其中有专门的书评栏目（Book Review）。吴著收录的第一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书评是1928年张煜全评托马斯（E. D. Thomas）著《中国政治思想》（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张煜全早年留美，1904年获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任清华校长。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发表论文、书评多篇。据我检索，他在第10卷第3期上评论了库尔普（Daniel H. Kulp）著《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发表时间是1926年7月，早于他评托马斯之作。检索民国时期的中文文献有多种工具书可用，如《民国时期图书总目：1911—1949》、《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但外文一直付之阙如，吴原元在海外中国学方面筚路蓝缕的探索因此更为可贵。

目录学是学术的基础，其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基础性的目录之学仍有待加强。民国时期留下大量有关海外中国学的文献资料，涉及各个学科，有中文，有外文，是一笔无比宝贵的遗产，对此我们应该努力地继承和发扬。吴原元的新著提供了最为详实的指南，不仅对民国时期，也对整个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